(62)民法为权利发声，以保障个体利益为本位。
在这种情况下，冲突解决有两种途径：一种为行政长官依据基本法第50条的基本原理解散立法会。（2） 行政长官紧急立法权的必要性与正当性为何。
（2） 其是否追求合法的目的。紧急情况无论源于自然原因抑或人为原因，必须是客观发生了的，而不是臆想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部宪法都确立了一项评断何为专断者的适当标准，也绝不意味着一部宪法所许可的某种行为就不再可能是专断之举了。然而，由于香港紧急立法阙如，立法会的相关立法热情不高，因此该模式暂不适合香港。调适模式认为紧急权力是必要的，应为其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
在紧急情况发生之前，政府可依法采取预防行动阻止情势的发展，除非有证据证明政府有不法或积极追求情势恶化，否则该前期行动责任（即使是政策失误）可在紧急情况的判断中予以豁免。惯常模式主张法律不区分常态和紧急情况，若出现紧急情况，也要严格执行现行法律。具体阐述如下：（一）行政的组织之政治性与实体裁量性按照前文关于行政的组织之广义定位，行政的组织涉及的事项之性质、大小、规模、繁简程度有着非常大的不同。
然而，这个问题的回答有时并不简单，不会像曾经的郑州市馒头办[46]事例那么容易得出该撤的结论。[68]（三）组织效能原则的实质内涵和开放、反思性质组织效能原则并非是一个程序的或过程的原则，不是像正当程序原则那样只需过程要求（如听取意见、有利害关系的应予回避、决定送达等）得到遵循即可。而且，往往有着多种组合性方案供组织建构者选择。[66]《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五部法律的决定》（2018年12月29日）第五条第（四）项。
肖建国：《程序公正的理念及其实现》，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第3-18页。至于何种手段能够有效地实现行政任务，已非传统行政行为法学建立的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行政命令、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概念工具箱可以提供选择和判断基准的。
尽管在具体事项上，该问题未见得会有容易的答案、认识一致的答案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但是，似乎已经成为当今许多国家改革政府之共识的是，若个人、市场和社会对事项的处理更有效，或者至少其效用不亚于国家，那么，国家就不宜介入，[20]就不宜确定其为需要行政之手来完成的任务。以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作为发展之基础，就会使政府在是否放开市场、社会的问题上始终有一种谨慎、保守的立场，一放就乱的担心始终束缚着效能改革的手脚，从而无法真正检验个人-市场-社会自治是否可以更有效，[48]相应的政府职能（行政任务）是否可以放手或转变，行政组织是否可以更加精简。而且，其中一个核心的概念是比例：规制的成本应当与收益相当。消极的国家义务主要是针对基本权利中自由权为主体的消极权利，这些人权的享有与实现要求国家对其不加干涉或不予侵犯。
韩大元教授指出：从宪法规范的结构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要义在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市场自发调解手段对于行政手段的优先性，能够靠市场解决的问题不要采取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2]该文阐明了组织效率原则的涵义、存在理由、具体要求以及确立该原则的意义。虽然每次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的表述不同，但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完成是一以贯之的。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将该条修改为第51条，一方面，提高标准、扩大其适用范围，即对公民处以200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30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这就给整体效能评价带来难题：究竟是尊重负责人裁量权，根据裁量者给出的优先序位和权重，判断该组织的整体效能呢？还是以事后诸葛亮的方式，尤其是出现舆情爆雷时，判断裁量者有没有合理配置资源于不同任务，即有没有合理地安排权重、实现整体效能？又或者，提前以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给出任务的优先序位和权重，限制组织负责人的裁量空间，也同时限制了其应对不同时间、不同空间进行不同选择的灵活性？（五）行政任务是有短期和长期效应的最后，行政任务完成与否、是否高效高质地完成，大致上有可以短期内予以检验和需要长期监测衡量的两种情形。例如，越是地方性事务或执行性事务，就越需要由地方行政组织来承担，尽管地方行政组织独立程度、上层行政组织的监督程度并无完全一样的设计。
[22]参见贾圣真：《行政任务视角下的行政组织法学理革新》，载《浙江学刊》2019年第1期，第173-174页。[73]近年来，新行政法学的研究方兴未艾。
[68]参见沈岿：《公法变迁与合法性》，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69-74页。关键词: 行政的组织 行政任务 组织效能原则 行政组织法 开放反思 一、问题的提出在行政法领域，将效率或效能原则作为行政组织法基本原则之一的主张，提出的时间略早于将该原则作为行政法一般原则的观点。而政府购买农民工服务又关乎中国城乡融合发展与城乡劳动力转移，关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关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阶段和现代化建设使其城乡人口资源在各区域、各领域中的优化配置。[40]由此，行政手段的考量比以往要更加牢固地锚定在行政的组织过程中。[2]简单提及行政组织法治建设应当助力于提高行政效率或效能的早期文献较多。行政任务是否符合个人-市场-社会优先原则，行政任务与组织形态、资源配置、行政手段是否匹配，行政任务的履行程序是否合适等，都是组织效能原则对行政的组织进行检验的向度。
显而易见，该原则是有实体规范要求的，是要在投入（手段）与产出（目标）之间进行衡量的，是要在前文所提多个向度作为检验标准而展开的。以2022年的修正为例，《地方组织法》增加的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结合地方实际需要，可以共同建立跨行政区划的区域协同发展工作机制，加强区域合作。
[63]为了协调改革与形式法治的张力，执政党明确提出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原则。[2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5条第1款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会后进一步研究形成了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建议方案。可是，一方面，并非行政组织越小越好，[5]或功能合并越多越好，[6]这是已经被证明的道理。
[29]就完成任务所需的人力、财政、物资、专业知识、专门技能和经验、特殊的方法和手段而言，国家都不可能完全通过科层制官僚机构去高效地完成。其中，制度建构与行政的组织有着一定的重叠。其次，行政如何组织的首要步骤是对行政任务的确定，而行政任务（即国家任务的主体部分）的确定本身是一个政治性过程。《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2023年3月10日）指出：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27]所以，在我国进行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大部制改革等集中倾向，执法权力下沉到乡镇街道、市场监管职能转移到网络平台等分散倾向，都须要有针对性地分析评估其效能，而不能囿于孰优孰劣的定规。[67]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2021年4月29日）。
[36]因此，在判断资源配置是否与行政任务相匹配时，需要全面考虑和计算相关条件，而不能简单地将在某个情境下形成的成本预算普遍适用于其他情境中的同一行政任务。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倡导者认为，分权的机构比集权的机构更有灵活性、更有效率、更具创新精神，可以产生更高的士气、更强的责任感和更高的生产率。
于是，他就市场问题，通过下表列出了可供决策者考虑的配套手段。一项临时的、非常规的行政任务，如紧急疫情防控的协调指挥，就适宜由临时成立的行政组织处理。
第四，公营、私营、第三部门和公私合营。[32]（三）资源配置与行政任务是否匹配任何行政任务的完成，毋庸置疑地须要付出相应的人力、钱款和物资等资源，亦即所谓的行政成本。中共十四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党政机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了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框架。这种法律原则并不以追求唯一正确答案为目的，而是在进行行政的组织时，作为一种开放的、反思的计算工具。
甚至，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让行政手段的工具箱里有了更多更有效率的选项，而且，行政手段的革命同时带动的是以组织扁平化为特征的组织形态革命。[23]尽管这种对应并不见得具有普遍、完全、绝对的可适用性，但也提供了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
[31]当然，归结而言，行政任务与组织形态的匹配大致是框架性的，具体行政任务用什么样的组织形态去承担更有效能，往往没有唯一确定的答案。相反，现代国家的程序本身应当有其为保障平等、尊严、参与、私人自主等权利的价值追求，[43]在此基础上已经形成了关于最低限度程序正义（公正）和程序基本要素的共识。
层级低的作为层级高的行政任务组成部分的子项行政任务，如果都由相应的组织高效地执行和完成了，层级高的行政任务也基本可以视为被高效地执行和完成了。[54]孙健：《政府购买农民工公共服务及其治理效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66页。
